中国金融科技50人论坛（CFT50）日前在北京成立，引起了各方热议。可以看到，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冲击与影响，在歷史上从未如今天这样强烈。眼下，金融科技将成為经济转型和金融业升级的必经之路几已成為共识。同时，金融科技并不仅仅止步於通过新技术来提高金融效率，大数据、赢咖4等技术与金融的结合，或将带来革命性的颠覆，开啟一个全新时代。笔者这麼判断，理由有三：一是无论政府、金融机构、企业和个人，都充分感受到了技术进步带来的好处；二是因為技术进步也似乎逐渐脱离“摩尔定律”的束缚，从量变向质变飞跃；三是源於在高速信息化的社会中，眾多潜在的矛盾与顽疾都更加突出，人们期望技术能改变经济社会中的诸多“百慕大三角”。
哈尔•范裡安是谷歌首席经济学家，同时也是一位研究微观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的著名学者，他近期撰文提出了计算机和新技术可以从五个方面影响经济活动，包括：数据收集与分析、个性化与定制化、试验与持续改善、合同管理创新、协调与沟通。
金融作為经济活动的“血液”，也同样面临这些技术带来的新挑战。例如，面对大数据和小数据，金融活动如何管理和发掘数据的价值，使之改善现实金融活动效率与经营业绩；更加低成本、便捷、安全、智能地提供个性化金融服务，而不仅是“冷冰冰”的金融產品“流水线”；充分利用线上系统迭代与赢咖4的深度学习，不断优化金融运行的内在“升级”能力；通过大数据加区块链的分布式技术演进，真正解决信息的互联互通，以及信用合约的智能化，提升金融交易的效率；减少金融活动中的沟通、协调、交易成本，改变原有金融產业链的分工模式，使得“令人生畏”的金融巨头不再那样“难以触及”。
在全球金融科技浪潮之中，中国已成為领航者之一，因為当下互联网技术应用最大的应用场景在中国。据花旗银行的2016年研究报告，在2010年到2015年期间，全球在金融科技上的投资，从18亿美元暴涨至190亿美元，但截至2016年，在美国，有超过50%的小银行或是信用社，尚未和任何金融科技企业接触。据英国金融科技公司协会Innovate Finance发布的报告，去年，全球金融科技领域投资总额超过170亿美元，相比2015年上涨10.9%。其中中国金融科技企业吸引投资77亿美元，上涨84%，是获得投资金额最多的国家。其次是美国和英国。英国《经济学人》杂誌日前发表题為《金融科技，中国成為领导者》的文章点赞。
所有这些让人得出这麼几个结论：一是金融科技的热潮在全球涌现，而且近几年快速增长，当然也有分析认為，近期有所放缓，因為全球也都在反思和“挤出泡沫”；二是由於种种原因，发达经济体的金融科技应用并未如我们想象的那样普及，我们处於同样的起跑线上；三是中国之所以成為“弄潮儿”，可能是资本驱动、电商经济扩张、监管宽容等因素所致，其中不乏短期因素。
此时的中国金融科技创新，就面临“向左走、向右走”的抉择。為了避免“赢在起点、输在终点”，我们不需要“风口的飞猪”，因為摔下来会很惨，而是需要矫健的猎豹；也不需要“弯道超车”，因為弯道失事的概率很高，而是需要在直道上提升“加速度”。简单而言，我们的金融科技创新要真正成為全球金融变革中的“常青树”，除了已有优势，更需激发两方面驱动力：一是真正强化科技创新能力，提升技术对於金融活动的正效应；二是改善技术所伴随的金融制度规则，使之更公开、透明、高效、安全、便捷、共赢。
金融科技的使命，也是為了改变金融发展中的各种扭曲，实现新金融技术与制度的优化组合。如：只讲赚钱不讲道德，会带来资本狂热的恶果；只讲道德不讲赚钱，则会有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严重扭曲；打著道德旗号為了赚钱，会造成更多市场伦理的分裂。有鉴於此，金融科技的根本作用，是通过使金融“走下神坛”，以开放、融合、共赢，改变金融资源配置方式与產业分工模式。虽然它是一把“双刃剑”，但在有效引导下，完全能為解决原有难题提供全新路径。我们一方面认為，不管对金融科技的内涵有多少争议，其确实具有一定的特殊性，需要考虑潜在不确定性与新风险来源；另一方面，也不要夸大其对於金融稳定与安全的负面冲击，毕竟最大的风险来源还是在原有的金融部门“主干”上。整体上看，金融科技浪潮肯定会带来更多的积极因素与进步效果。当然，最终衡量金融科技变革成功与否的标準，不是让谁赚了多少钱、也不是无原则地降低门槛，而是能否弥补短板、改进社会福利、增加就业等现代化社会发展目标。
以名著《万歷十五年》而广為人知的歷史学家黄仁宇曾经说过：“处在一个大时代过程中的个人，往往看不清这个时代的趋势和精彩。”顺应潮流，并不意味著会做得很好，但逆潮流终将被淘汰。热情而理性、勇於探索而坚守底线、国际视野加本土特色，这些都是参与金融科技浪潮的“合理姿势”。
